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改革为何会惨遭失败？
北宋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：
一、宋仁宗对新政和范仲淹等人的态度摇摆不定
宋仁宗是一国之君，他的态度决定了大方向。
宋仁宗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人，不想冒稍微大一点的风险。
西夏的李元昊把宋仁宗打得头破血流，但在辽国准备入侵西夏前，西夏连忙要和北宋讲和。宋仁宗一听只要花银子，就可以不用再和西夏打仗了，就满口答应。
宋仁宗是个怕事的主。
他手下有120万禁军，却打不过小小的李元昊，肚子里憋的气有多大可想而知。
宋仁宗也想动一动，但动静不能太大，怕吓到自己。
庆历三年，宋仁宗起用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少壮派，要“兴致太平”。
范仲淹等人提出了十条新政纲领：
一曰明黜陟；二曰抑侥幸；三曰精贡举；四曰择长官；五曰均公田；六曰厚农桑；七曰修武备；八曰减徭役；九曰推恩信；十曰重命令。
庆历新政以政治改革为主，前四条和后两条与政治、行政有关。
范仲淹等人大力抨击不称职的官僚，勾掉一个一个不称职的官员。
（范仲淹）
范仲淹发狠话：一家人哭，强于一路人哭。（一路相当于现在的一省）
既得利益集团不干了，就说范仲淹等人的坏话，说他们结党谋权。
宋仁宗耳根不但容易红，还容易软，还真害怕范仲淹等人把自己架空了。
宋仁宗对范仲淹说：“自昔小人多为朋党，亦有君子之党乎？”
党尚黑，宋仁宗很反感。
范仲淹则振振有词地说：朝廷也分正邪两党，如果朋党是善的，对国家有什么坏处？
最终，宋仁宗被朋党之论动摇了，就罢免了范仲淹等人，庆历新政夭折。
二、保守既得利益集团的大官僚疯狂反扑
夏竦是保守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，他本来以为自己可以接任吕夷简的宰相位子，但在新政者欧阳修和石介的批评下，没当上宰相，连枢密使的位子也丢了。
夏竦恼羞成怒，全力开火，攻击范仲淹等人是朋党。
夏竦是政治老手，抓住了宋仁宗内心最阴暗的一面。
宰相章得象，则对新政一言不发，冷眼旁观，等着这帮小孩子乱蹦乱跳，头撞南墙。
火候一到。
章得象也露出一丝锋芒，对宋仁宗说范仲淹有朋党嫌疑。
三、范仲淹、富弼、韩琦、欧阳修、石介等新政集团经验不足
范仲淹从政治改革入手，直接触犯了保守集团的既得利益。
相当于直接把脑袋砸到硬钉子上了。
焉能不败。
后来的王安石则接受了范仲淹等人的经验教训，先避开政治改革，以经济改革为先导。
（王安石）
王安石变法时，富弼、韩琦时过境迁，已经从热血青年变成了保守派。
他们则还是站在庆历新政的思路上，批评王安石重利轻义，是小人之党。
朋党之争又翻了一个个。
庆历新政，是指宋仁宗庆历年间，统治者为缓和统治危机而进行的一场改革。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，这场最初得到皇帝支持，有名臣范仲淹坐镇实行的改革仅仅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就以失败告终，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：
一.宋仁宗改革意志不坚定
作为最高统治者，宋仁宗的态度对改革能否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当初，宋军在西北边疆屡次败于西夏军之手，签订澶渊之盟后的辽国仍然不安分地向北宋索要好处。加之国内“三冗”（冗官、冗费、冗兵）问题加剧，社会矛盾日渐尖锐，宋仁宗下定决心改革，并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改革方案，这就是范仲淹的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》的来历。
（宋仁宗赵祯）
因此，面对统治危机，北宋的统治危机是庆历新政的根本原因，直接原因则是宋仁宗的危机意识和改革决心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仁宗的决心很快就被新政带来的副作用抵消了。
新政中有相当多的触犯既得利益团体的措施，例如严格官员进仕门槛、科举考试重心向阐述经义倾斜、实行官员政绩考核制等，不但得罪了已经进入官府混日子的官员，还把受到这些官员照顾又没有真才实学的士人挡在了门外，一时间引起大量守旧派官员反对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迅速暴露出来，为了不得罪大多数人的利益，仁宗必须衡量是否要继续支持少数改革派。
最终，改革失去了仁宗的支持。对最高统治者而言，笼络大多数人为自己卖命，显然比改革更加重要。尤其是在北宋这样一个皇帝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王朝，大多数官员的支持更是尤为重要。
二.改革派力量较弱，守旧派实力强大
冗官问题严重，意味着更多没有才学或没有底线的人会在其中多多受益，上至朝廷大员下至九品芝麻官和普通地主，一张密集的利益网包含了大量官员。
（北宋官员形象）
而触犯他们利益的改革派，核心成员仅有范仲淹、富弼等人，而仁宗也逐渐放弃了对党争中不占实力优势的改革派的支持。在中央和地方守旧官员的联合打击和抵抗下，改革派的失败在所难免。
三.传统思想作祟
这里的传统思想，是指赵宋立国以来的诸多治国指导思想，其中一点就是重文轻武。
庆历新政主要涉及吏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法律、教育五个方面，其中军事方面的改革是针对北宋军队多而不强的“冗兵”问题，然而范仲淹修武备的提议刚刚提出，就遭到众多大臣的反对，不得不将其取消。而这正是赵匡胤时代流传下来的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，因此从逻辑上看，我们可以猜测，宋仁宗大概率是不会同意的。
引言：
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），大名鼎鼎的“小范老子”范仲淹中进士，正式踏入官场，此后“步步高升”，在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因策划防御西夏累功，终于于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得以入朝为枢密副使，旋拜参知政事，与富弼、欧阳修等推行新政，向仁宗提出改革朝政的十项主张，是为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史称“庆历新政”。
但好景不长，仅仅一年有余，庆历五年（1045年）正月，范仲淹、富弼等新政首领相继被贬出朝廷，其他主要支持变法者也相继离京任职，各地分派的按察使也纷纷受到打击与迫害，自此“庆历新政”只能夭折，惨遭失败的下场。
而之所以庆历新政，惨遭失败的下场，最大的问题在于两个：
一为，没有平衡好，或者说没有“照顾”到广大“阶级”的既得利益；
二为，过于严苛、仓促与不近人情，更重要的是，只片面的注重行政（吏治）改革，而没有关注政体改革，经济改革也不全面，因而没有给予最广大的底层“足够利益”，因而缺乏广泛的群众百姓支持，自然难以持续。
三为，客观的“历史痼疾”的阻碍，比如实施新政的官员的能力不足等等。
由此，其实简单来说，就是“准备不足，缺乏制衡”引起的难以为继之败，也是改革不全面，不彻底之过，当然，客观的历史“痼疾”也是阻碍新政的原因之一。
一.失衡的“利益”制衡：
其实历来只要是诸如新政一类的改革，总是会触动原本“平衡”的各级阶级的“利益”，虽然此时的宋朝，经过唐朝对世家大族的打击过后，皇权集权的阻力已然小很多，但就实际而言，历朝历代所面临的基本“土地”利益平衡，一定会因此打破。
如此，其实面临的是新政对于“既得利益者”们的放血割肉，诚然，诸如范仲淹一类为国为民者，全然从国家和民众利益的角度出发，是“正确”的，但实际上，说白了，是没有“既得利益”的损失。
于是，无法将心比心，这么说吧，如范仲淹般清廉，简朴的作风，是不能代表“大多数”官员，极其庇护的“地主”们的作风的，也就是说，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艰苦朴素地生活。
而更重要的是，既然下决心损失“既得利益者”们，却没有把这部分利益补充到原本“失利”的地方，比如广大农耕百姓的实际身上，于是自然得不到他们的支持，试想，一件“出力不讨好”的事，百姓们没有得利，只是不痛不痒地下达一些“劝课农桑，兴修水利”的鼓励政策，何来改革的顺利实施。
二.片面的“改革”：
更别提，新政改革的十条内容里，大多为整顿吏治的行政改革，而不是真正的于国有利的政体改革，于民有利的经济改革，可谓出力不讨好。
其中，诸如：
明黜陟的严格官吏升迁考，突然改“标准”，去资历改为政绩，让官员们措手不及，且没有一个准备的过程，所谓“过犹不及”；
恩荫制度也改为“考试上任”，显得本该为“奖励”的恩赐，没有意义；
还有改革科举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，想要“立刻”改革，实属为难广大学子；
更别提本身“权不通职，事不通权”的长期职权俸分离的官场，也不是可以“立刻”改正的。
如此，过于仓促，准备也不足，加之主要领导这，诸如范仲淹其人，过于刚正不阿，就显得有些不近人情，所谓“饭要一口一口吃”，于是，大刀阔斧的“一刀切”之下，又鲜少于陈情解释，对于上报的“不称职”者们，又过于严苛，自然怨声载道，不得人心，于是阻碍重重实属自然。
三.客观历史痼疾遗留：
关于这个部分，主要在于两点。
第一，是宋朝本身的“痼疾”，比如科举和封荫不分“轻重”地并行选官制度，加之“祖宗家法”遗留的“重文轻武”的制衡原则，使得制衡太过，不仅让士大夫制衡于皇权，还以职、权、俸分离相互制衡之法，造成整个官场，不仅职权不明，且做事的官少，看戏的官多，奖惩制度也不明，以至得过且过者占据多数。
第二，“人”不行，不仅身为最有力的支持者仁宗，是个优柔寡断的“老好人”，以至于不管是下定决心，支持新政的改革上，还是坚定任用主持者的意志上，亦或相互“批判”时的摇摆上，都太过“温和”，自然新政难以持续；
再来作为最大领导者的范仲淹，诚然心的好的，忧国忧民，也诚心为国为民，但说到底，作为“中下层”的读书人，其实从来不知道怎么去真正为百姓“安全”地争取最大利益，而是想当然地去按照“看到”的弊病改革。
于是才会出现隔靴搔痒般的两项经济改革，其他都是“没用”的，或许能省钱的励志改革，文人风骨是有了，但失了实际“接地气”的，为广大老百姓直接利益所想的“改革者”的意义。
最后，自然是那些实际“工作”的，诸如按察使的官员的能力太差，没有灵活地，圆滑地处理各类改革措施的实施与反馈，直接硬着来，拧着来，自然“失败”。（当然，也是因为宋朝本身太过重文，于是养成了一般死读书的文人，多年来只读书，不通庶务，何来实际“工作”的能力。）
总结：
其实庆历新政的改革，就现在的“上帝视角”看，积极之处或许只在为接下来的改革，提供“失败范例”，毕竟至少在“科举”的改革上，开始让“经义”与“治事”并重，还兴办学校，起码为接下来的文人风气，起到正面的作用。
但是，庆历新政必然的惨遭失败，还是因为支持者仁宗的摇摆不定，主持者范仲淹等人的“仓促严苛”，没有平衡好各方利益，既割肉“既得利益”阶级，又没有给予广大底层百姓足够利益，以至于两面不讨好，注定失败，再加上改革内容本身的“片面”，过于终吏治，而忽略政体和经济。
